影响与抵抗

摘 要 介绍题为“影响与抵抗”的南头古城城市更新策略与实验，总结了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开放式教学中的方法，以及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的成果呈现。对南头古城场地作为“一个地点”和“一种类型”的特征进行了描述，进而说明在南头古城开展以“抵抗”为命题的建筑学实验的价值。对城市更新策略中涵盖的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公共空间的塑造、空间与资本的转化等命题逐一剖析，以阐明这些作品对深圳城中村的批判性思考。 2017年2月，刘晓都、王子耕两位建筑师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开放式教学的设计导师，联合指导了三年级的设计studio。这同时也是一项命名为“影响与抵抗”的城市更新策略与实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13名学生以深圳南头古城为场地展开研究和设计探讨，共同确定整体改造思路和城市设计总图。2017年3月和4月的两次评图活动中，来自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多位教师以及多位职业建筑师对每一个选题和设计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学生根据各自选定的命题进行深化，最终成果于2017年12月开始在UABB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展出(图1)，包含图纸、 模型、文本、影像等一系列成果呈现了对深圳城中村的批判性思考。本文全面回顾了此次实验性教学与研究，并对在“深双”展出的作品进行了分析。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展览现场

此次城市更新策略与实验选择深圳南头古城作为基地。南头古城始于明洪武年间(1394年)设立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是当时的军事机构，设有演武亭等军事设施。此后逐渐形成府镇，明万历年间(1573年)立“新安县”，成为地方行政中心。清代，在对华南沿海地区造成严重打击的“禁海迁界”政策中，新安县被迁空，南头古城空余城墙，城内房屋均遭拆毁，其建筑材料用于修建界墙。民国时期此地设立宝安县，直至1953年撤县改村，内部老建筑逐渐被拆建，最终形成现在的城中村。现在的南头古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控制范围，城中村面临整改但不再允许拆建。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确定在此举办，开启了南头古城旧城改造程序。 南头古城场地体现了一种矛盾张力，我们以“南方的南方”来描述其特性。在明初设立所城之后的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代表帝国的“北方”透过行政空间向下传达的信息均是监视、训诫和取缔的权力陈述，在“禁海迁界”时唯独留下象征行政权力的城墙即是明证。到了近代，南头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成为城中村，古城退居深圳这座新兴城市之后。而深圳是一个边缘上的城市，它位于中国的南方，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植入式的“北方型”城市。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基本是北方的系统和思维，但从人口、语言、社会组织的角度，深圳又保留着客家的南方基因。 在这样的场地上以“影响与抵抗”作为城市更新策略与实验的主题，首先将一对描述城市空间的概念抽离出来并形成对立。所谓“影响”，即代表着权力、控制、标准和系统的体系，建筑在其中被设置为一种规范、工具、社会秩序。1841年，英国建筑师柯克热尔(C. R. Cockerell)就指出：“建筑的首要作用是从周边环境的不规则中建立起与之对立的常规与秩序。”而他也将建筑与社会秩序联系起来。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以建筑为手段制定身体政治的精确规章的诉求在机构性建筑(institutional buildings)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其中最著名的倡导者是边沁(Bentham)，他在1780年代提出“环形建筑”，虽然早期被用于监狱，但他认为可以应用于所有机构。法国大革命之后，所有的机构性建筑：医院、学校、劳教所、精神病院和工厂都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规范，以控制社会边缘那些病人、穷人、疯癫和青年的失序倾向。在制度化的进程中，被“中心”影响的地方世界逐渐失去自我的文化特征，同时它通过文化传统、地理气候和技术能力无意识或自觉地消解着这种影响，即所谓“抵抗”，反映到城市和建筑形态上则体现为自由生长的城市机制、与自然合作的态度、非正式的形式、临时性建造的方式等。

建立一种“影响”社会秩序的范式，或是对一种既有秩序进行“抵抗”，这两条叙事线索在建筑学的知识范畴中始终是并存的。在阿尔伯蒂的影响下，文艺复兴早期就为一种规整建筑、街道和广场的城市范式确立了合法性，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豪斯曼(Haussmann)、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乃至1950、1960年代的城市规划。同时，另一条线索则尝试摆脱这种影响，但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形成了足以与前者的影响抗衡的力量，这要归于1960年代福柯(Foucault)和列斐伏尔(Lefebvre)的理论：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即是创造了一种制度，渗透进了思想、社会生活、经济关系、时间、空间等方方面面。现代世界的最重要特征便是全部经验都缩减成抽象秩序，而空间也不例外。在他们的强大影响下，建筑学再也无法谈论规范和秩序而不感到羞耻或罪恶，这导致了一次建筑学的集体转向，多样性的现实、实践与批判被纳入建筑学话语体系。 城中村代表的正是中国当代城市空间的多样性现实。深圳的城中村既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存在，又是一种原生的城市形态。它曾经在深圳城市初创时期完美扮演了低收入社区和新移民落脚点的角色，形成外来租客居住和小型商业高度混合的状态。今天它却正在面临权力、资本和正统思维的合力绞杀。资本最大限度的占据、城市管理者的控制和居住者的抵抗，不同力量相互作用之后形成了一个夹缝地带——既是修辞意义上的，也是对实实在在的空间形态的描述。这体现出一种由场所的复杂性和随机性所决定的超越控制的考量，在此，建筑获得了出乎意料的邻接和连接方式，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足以忽视城市原本的类型和原有模式的僵化套路。而作为这样一种“超类型的类型”，城中村在今天的建筑学院默认的知识中似乎也被遗留在知识领域条块分割之后的缝隙地带。故而课程在选取“影响与抵抗”这个命题时还有另一层内涵，对于正统“北方”系统训练出来的导师和学生，课程设计的出发点是期望他们在这个课题里进行批判性思考，主动跳出惯性思维，学习从另类的角度发现、看待和解读城市问题，以“影响与抵抗”为叙事线索，研究出自己的策略并提出解决方案。

“抵抗这个词是个很有趣的双关语。它并不等同于那些完全否定的词，比如解散(dismiss)或排斥(reject)。相反，它意味着一种经过斟酌的挣扎，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战术性的。”利布斯·伍兹(Lebbeus Woods，1940-2012)于200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筑与抵抗”的宣言，文中列举了66种需要抵抗的对象，比如“抵抗一种‘权力在别处’的假设(resist assuming that the locus of power is elsewhere)”。事实上他将矛头指向的是令建筑圈集体保持缄默的“小圈子内部的游戏”，正如福柯和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建筑的秩序不过是复制了到处存在的既有秩序而已。在30多年的创作时间中，伍兹始终与建筑圈主流乃至先锋的共同话语保持着距离，“在‘时代之外’工作，自绝于1975-1985年的后现代倾向，也明显不同于1985-1995年的解构主义倾向，更截然不同于1995-2005年的计算机生成的建筑”。 将“抵抗”作为一种建筑命题进行创作，意味着须“从某种从未被抵抗过的源头开始”，一一质问那些最理所当然的预设。伍兹给我们的启发包括探讨建筑与地表和重力的关系，建筑与哲学基础的关系以及种种坚不可摧、一潭死水的体制。他所选取的战争、地震，甚至外太空的场景消解了透视和地平线的意义。与这些场景相似的是，城中村的现实也已经形成了对种种既存规则的叛逆，由此出现一个契机，帮助我们思考是否有一些真正可以依赖的参照体系。 要抵抗某种东西，意味着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描述这个“某种东西”是什么，以使得抵抗本身有意义。我们在课程初始即提出了一种观察的方法，鼓励学生建立一种与现场、与日常不相割裂的态度，即是一种能够接受并认识被破坏的过去的碎片，并运用它来扰动现实的意识。这种观察很快让学生们发现，在这之中“城中村民”的生活，并不符合那些“超越地方的规则”对地方的管束，而是有着自己的体系及表达这一体系所需有的象征符号和实践行动。学生们敏锐地捕捉到城中村原生的城市形态，他们的视角展现出城中村的矛盾对立——既混沌无序又生机勃勃，既藏污纳垢又丰富多彩。从对现实的关照出发，选题涉及城中村的几个重要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公共空间的塑造”“空间与资本的转化”等。

“城中村自我更新计划”方案：城中村逐步向上生长自我更新的建设方式(设计者：黄震)

如果说城中村的原生形态是密不透风的、内向、封闭和幽暗的世界，那么它的反面则指向了充分的“公共精神”，就是去消解传统的秩序、结构、中心和等级。从城中村的场所感出发，“城中村鲤鱼牌楼”方案(图4)结合了鲤鱼这种在城中村亚文化中广受认同的形象，结合深圳扎牌楼的传统习俗，创造一个属于城中村村民自己的节日。“城中村边界再设计”方案(图5)捕捉到“墙”作为思想控制的载体这一隐喻，通过一种看似矛盾的策略塑造了一种半透明的断裂带，建筑内部空间的变化、游戏行为的干预，在心理层面上打破“城”与“村”之间的地域认知隔阂。“见识冰块的下午”方案(图6)则引入了完全外来的“游牧者”这一角色，挖掘其对城中村活力的潜在可能性，为他们与城中村居民的互动提供场所。鲤鱼、墙和游牧者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中演化为单纯的名称先行，甚至毫不避讳“媚俗”(kitsch)，这源于学生们在调研中察觉到城中村物件和招牌符号化的堆积，进而利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波普化”引发了“能指(signifiant)的游戏”，将符号本身视作一种村民自发建造的、具有可变性的过程输出，借助在文化意义上形成的“拟像”(simulacre)塑造一个自下而上的小社会，同时又在符号构造的真实中形成一个能展示城中村风物面貌的庆典场所。

“城中村鲤鱼牌楼”方案：村民自发建造的鲤鱼牌楼回应了当地的节庆习俗以及扎牌楼的方式(设计者：王天君)

“城中村边界再设计”方案：边界不再是一道密不透风的“墙”，透过空隙可以隐约窥见其后的城中村，并通过首层架空缓解交通压力(设计者：高原)

“见识冰块的下午”方案：通过介入者生成一个开放、流通、混合的反规训空间，将城中村活跃、多元、充满机遇的特性发挥到极致(设计者：张开元)

上述两类策略是在提炼城中村原生形态或符号，还有一类策略是把城中村视作一系列博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城中村形成的背景脱离不开当代中国城市中的两种空间治理术——土地和户籍政策。二者使村民的身份得到确立，也由此形成了城与乡的二元博弈。有趣的是，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的到来，流动人口加入了博弈，村民从外来租户身上收取到了城市发展的红利，进而成为博弈的获利一方。此后，空间与资本的绑定在城中村现象中表露无疑，无论是城市政府、村民、租户中的任意两方，或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空间都成为博弈的核心手段和途径。“博弈中的改造与再生”方案(图7)从博弈背后的逻辑入手，以空间为筹码，鼓励村民退让出公共空间以换取新的加建，并打破原有独立的空间界限，赋予租户自由流动的权力，从而实现新的平衡。“透明空间计划”方案设想的是将南头村可改造的存量空间划分为虚拟空间单元，对应于一种可进行交易的虚拟货币“南头元”，并将虚拟货币的交易规则与实体空间改造的奖励机制结合起来。该方案在“深双”展览上的互动装置(图8)通过印有识别图案的6种木块代表城中村更新的6种建筑类型，村民、租户、政府、企业4种玩家以此根据自己现有木块情况移动木块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每次移动木块代表城中村空间的拆除和建造，并由摄像头自动识别过程同步产生虚拟空间变化，虚拟货币与真实货币在此过程根据每个单元周围的空间类型进行结算和更新。“公私界限的协商与重构”方案(图9)将租赁空间产权变为租赁不同时间的空间使用权，构想出城中村居民为应对高密度有限资源等问题的一种高效的解决方式。这3种策略从城中村自身的形式或表象跳脱出来，转而借助空间生产的逻辑去触动城中村的空间形态及其背后机制，无疑透露出一种“狡黠性”(cunning)。

“博弈中的改造与再生”方案：从空间与资本的逻辑入手，改变原有的空间界限(设计者：陈德辰)

随着我们对南头古城设计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被触发，“抵抗”这一命题的困难也显现出来——我们所抵抗的事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些事物有着在漫长的时间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也因此悬置了其背后的诸多矛盾。2017年4月初，我们在清华的设计课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为什么旁观者不会告诉一个人他/她真正的困境所在，或者会导致其将来问题的症结所在？” “能提出问题的就已经在指向答案了。但是所谓困境不是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吗？” 巧合的是，利布斯·伍兹生前曾对好友匡孔明(Christoph Kumpusch)说过这样的话：“你所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提出问题。”对此，伍兹自己解释，他的空间是在创造问题，而不是找到答案。 面对南头古城场地，这些设计作品通过提供一系列视角独特的“问题”，触动了历史上的权力博弈、公私之间的利益侵占、精神信仰的灭失等需要深思的命题。这几乎可以被视作一种抵抗行为的艰难开始。而我们所抵抗的，只能够被“具有等价动力和内在实质的观点、行为”所抵抗。 UABB2017“影响与抵抗”展 清华大学参展团队 指导教师：刘晓都、王子耕( 策展人) 助教：王逸凡 学生：陈德辰、梁月冰、王鼎禄、王天君、 衣晓菲、张开元、陈方都、陈余胤柯、代福博、 武昊文、武哲睿、张一番、周王瑜 中央美术学院参展团队 指导教师：周宇舫 学生：高原、黄震 注释 1) 开放式教学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设计课程之一。从2014 年起，清华建院每年都会邀请多位活跃在建筑设计工作一线的职业建筑师担任本科三年级下学期的设计课指导教师。 2) 18 世纪洛吉耶(Laugier) 已对此有系统论述，1753 年，他感叹巴黎的无序后出人意料地提出城市应容纳混乱(confusion)，在细节上有形形色色的变化。1765 年，他宣扬城市应该采纳公园式的规划：“有规则和狂想，关系和对立，改变全体的意外，细节中有大秩序，整体中有混乱、尘嚣、骚动。”见Laugier M A. An Essay on Architecture, trans. W. and A. Herrmann. Los Angeles, Hennessey and Ingalls, 1977 以及参考文献[2] 对Observations sur l' Architecure(1765) 的转述。 3) 凯文· 林奇在《城市意象》(1960) 中认识到遵从同一规则的城市妨碍了潜在的活力( 见参考文献[7])，文丘里和斯科特· 布朗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1972) 索性就为混乱正名( 见参考文献[8])。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许多建筑师都开始对“无序”感兴趣，而屈米是第一个将抵抗秩序的意图转化为优势的人，他抵抗建筑的去物质化、概念化，尤其是建筑的“统一”“( 一个关于统一、向心、自我生成性质的神话，在形式自治中表现其自治性”，见参考文献[9]:208)，试图逃出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之下理论模型的框架。他的作品无始无终，包含重复、扭曲、叠置，其目的是抵抗成为后结构主义时代中简化一切的概念模型的共犯。 4) 见其Underground Berlin(1988)、Terra Nova(1988)、Aerial Paris(1989) 等作品。 5) 见其作品Block House (1996)。 6) 见其作品Centricity(1987) 与Berlin FreeZone(1990)。 7) 见其作品War and Architecture(1991/1994)。 8) 见其作品San Franscisco: Inhabiting the Quake(1995)。 9) 见其作品Einstein Tomb(1980)。 10) 作为在城中村有特定含义的记号，鲤鱼、墙和游牧者在作品中的符号意义，与它们在村民眼中的概念已经分离开来，但这正是对城中村自身符号堆积方式的一种模仿。 11) 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看来，拟像并不仅仅是仿真而已，拟像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 12) 艾瑞克· 欧文· 莫斯(Eric Owen Moss) 评价利布斯· 伍兹时总结他的3 个原型(archetype) ：沉默、流放、狡黠( 见参考文献[6])。这3 个词是引用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中青年学生斯蒂芬· 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 所说。 参考文献 [1] 舒懋官, 王崇熙.《 新安县志》嘉庆二十五年刊本[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4. [2] FORTY Adrian. Words and Buildings: A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M]. London:Thames & Hudson, 2000. [3]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M].London: Routledge, 1992. [4]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 Blackwell, 1991. [5] WOODS Lebbeus . Architectureand resistance[OL]. Lebbeus Woods Blog[2009-05-09]. https://lebbeuswoods.wordpress.com/2009/05/09/architecture-and-resistance/ [6] HOLL Steven, HADID Zaha, DENARI Neil M.Lebbeus Woods 1940-2012 [J]. Domus,2013(01): 6-30. [7] LYNCH Kevin. The image of the city[M].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8] VENTURI Robert, SCOTT BROWN Denise,IZENOUR Steven.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the forgotten symbolism of architectural form[M].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 [9] TSCHUMI Ber nard. Archi tecture and disjunctio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6. 图片来源 图1: 王子耕摄影 图2: 黄震绘制 图3: 衣晓菲绘制 图4: 王天君绘制 图5: 高原绘制 图6: 张开元绘制 图7: 陈德辰绘制 图8: 王鼎禄绘制, 王子耕摄影 图9: 梁月冰绘制